“从传统起步的画家，在对艺术道路进行抉择是，几乎本能地走出了具有更大自由、更为广阔的现代艺术空间，他们的行为，加速了古老文人画的现代蜕变”。① (徐思存，《焦虑与突围——现代水墨艺术》P-1，吉林美术出版1995年)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批具有探索精神的中国画艺术家，他们对自己以往的艺术语言进行解构，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从价值观念、思想主题、表现形态、文化情绪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验。现为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的王余，多年生活在西北，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对西部高原地域的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的迷恋，形成了他在创作上的西部情结。大自然的博大深沉、宗教的神秘和人类对生命的渴望，成为他表现的主题。90年代初他从西北迁居至艺术思想活跃的湖北武汉，在这个阶段艺术上的特点是以一种全新的形态、即打破传统规范的约束，建立起新的一反传统文人画的和谐优雅与平淡天真。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王余对自己的艺术进行了冷静的沉思与清醒的分析和抉择，艺术语言及表现形式开始由表现西北高原的风情画逐步转向对笔墨结构、符号形态、色彩构成、绘画程式以及审美内涵等方面的积极探索与实验。在后期的作品中似乎更强调个人精神、体验在画面中的投射与观照，从而找寻出个人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契合点。

　　当代写意重彩画代表性人物，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朱振庚先生对王余的绘画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一)作品切入现实生活，追求民族的形式美感和现代精神的契合，具有较好的文化品位。(代表作品《七彩祥云》)(二)在题材和审美情趣上具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代表作品《四季花儿》)。(三)作品从传统资源中，特别是敦煌壁画和藏文化中吸取营养，再赋予现代性的转换并予以生发。王余的作品显得丰富和深刻，在造型和色彩两个方面运用上突破了以往单一而变得更加耐看(代表作品《源之舞》、《佛光》等)，这是王余的希望所在。”

　　王余在近几年的创作中，以重彩为主要发展方向，从中找寻新的价值，新的精神，重建代表其自己的审美空间。强调以主题的认知、个体的经验、直觉为主的语言体系。更多地以当代审美眼光来审视传统中国绘画系统，在作品中以吸收外来的艺术形式，将构成与当代艺术观念融入自己的图式之中，营造出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作品《风中的牦牛系列》，以线条和色块构成的藏族寺庙、佛塔、经幡相互叠加，漂游的牦牛若有若无。画面中似乎传达了一种隐喻，追求自由、个性的心灵之光与宗教的神秘、博大的灵动之光。在这个隐喻中，远古时空与现代意识的坐标得以重建。

　　解读王余现阶段的作品，是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消解传统水墨的固定模式，以更加自由、宽泛的心态确立自己的探索角度和实验空间。从传统美学的理性理念中突破出来，强调当代彩墨的个性表现。理性地借鉴外来艺术，注重以点、线、面的构成要素，强调视觉的张力。以局部的扩大、夸张强化纯语言的表现功能，在模糊性中构筑全新的审美空间，更贴切地表达出现代意义上的彩墨特征。保持民族文化传统之精神，汲取民间艺术之精华，再赋予现代性的转换。重视对材质、制作的实验性探索。通过这几方面的研究，以其自身绘画语言的精微和对事物认识的细腻、超强的表现容量以及技术上多层次地借鉴各种语言技法和表现手段。在色彩学中，色彩构成是强调作品中色彩语言自身的规律，他强调视觉感受与视觉心理，强调从手中颜色的感觉与特性出发，对画面、物象进行对比调整;并深入系统的研究借鉴色彩学的规律、开拓了重彩画的新语言。

　　王余的作品给人一种内聚外张的视觉冲击力，这在于其个性化的艺术语言。“王余的作品在传统与消解传统重彩的固定模式中，以更加自由、宽广的心态来确立自己的探索角度和实验空间，从传统造型美学理念中突破出来，强调当代重彩的个性化表现，并注重借鉴现代抽象艺术中的点、线、面等形式语言来构成画面，造成新的视觉张力。他特别注重汲取民间艺术的精华，保持民族文化传统的优良品质，塑造西部高原少数民族的现代形象及表现西部民风与生活特征。其作品是当前重彩画探索中的可喜的新收获。王余为我们提供了重彩画

　　的新的视觉样式和语言形式，对重彩中国画创作如何从传统向现代转换提供了有经验”。

　　(陈池瑜(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探索重彩画的现代张力——王余重彩画

　　简评》《美术观察》2004年第5期)

　　王余的作品很难让我们感到他是从传统走向现代，或是从现代回归传统。他的艺术探索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门，画家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门，而他则是这扇门的守望者。王余平时除了完成大量的教学任务外，全身心投入到对艺术的探索追求中，他脚踏实地、勤奋不辍，从不张扬。默默地守望着自己的艺术园地。他本人属于比较传统和内敛，但作品却内含着澎湃、激情和现代的视觉张力。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的彩墨作品将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梅启波   文学博士    文章原载《东方艺术》2005年4期)